从《尚书》看商朝法制历史并非乏善可陈

  □ 郝铁川 （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）

  提起商朝法制史，由于殷墟大量人殉墓葬的发现以及史书对殷纣王荒淫凶暴的宣扬，再加上王国维先生《殷周制度论》暗含的扬周抑殷之深意，因此，许多人感到这是一个非常野蛮残暴的朝代。其实这有点夸大了。人殉制度是指古代葬礼中以活人陪葬的一种陋习，源于原始社会，到了商周时期仍很普遍，西汉以后才算是真正退出历史舞台。关于殷纣王，虽然不能说他不是一个暴君，但也未必如一些史书描写得那么荒淫专横，连孔子都感叹：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（《论语·子张篇》）意思是：纣王虽然不好，但不像传说的那样厉害。因此，君子非常憎恶居于下流，一旦居于下流，天下的一切坏事都会归到他的头上。

  《尚书》记载商人历史资料的有《汤誓》《仲虺之诰》《汤诰》《伊训》《太甲上》《太甲中》《太甲下》《咸有一德》《盘庚上》《盘庚中》《盘庚下》《说命上》《说命中》《说命下》《高宗肜日》《西伯戡黎》十六篇。从这些篇里我们可以发现商人的法制并非一团漆黑。

  第一，商朝重视制定家法以约束后王。《伊训》记载执政大臣伊尹说，为了能使后人很好地治理天下，先王制定了《官刑》，专门惩治三种歪风邪气，来警戒百官。一是惩罚在宫中群魔乱舞、饮酒酣歌的巫风；二是惩治贪求财货女色、经常游乐田猎的淫风；三是惩治轻视圣人教训、拒绝忠直谏戒、疏远年老有德者、亲近顽愚童稚者的乱风。这三风，国君只要沾染上一种，国家一定会灭亡。臣下不匡正君主，要受到墨刑。这种《官刑》实际上就是先王制定的家法，它开创了开国君主制定家法以约束后王的先例。朱勇教授《“祖制”的法律解读》一文提出，以先皇祖训为内容的“祖制”发挥着重要作用。祖制作为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，其调整范围涉及国家权力的分配与制衡、朝廷运行机制、重大事件决策、重要职官任免、朝贡外交等。祖制主要通过由皇帝主持的“祖制驳议”机制来实施。在规范形式上，祖制多以诏令、上谕等先例、惯例的方式存在，较多保留春秋以前非法典化、非公开化的法律神秘主义特征。祖制初步具备国家根本法的性质，其与普通律令既有分工，又有衔接，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完整的法律体系：“祖制—律令”体系。先王制定家法以约束后王，表明古代具有用制度约束权力的意识。

  第二，商朝顾命大臣（帝王临终前托以治国重任的大臣）伊尹勇于对不良嗣君太甲予以严厉的约束教诲，对后世影响颇大。《太甲》和《咸有一德》记载了嗣君太甲不服从顾命大臣伊尹的教诲，伊尹将其流放到桐营，禁闭在桐宫，令其闭门思过。三年后，太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对伊尹说：“以前我违背师保的教训，当初不会责备自己；还望依靠您的匡救恩德，谋求我的好结局。”伊尹让他登了王位，告诫太甲“敬修自己的德行，使自己能够匹配上帝”。商朝的这种做法开创了摄政王制度的先例。摄政王是指在君主制国家里，由于即位的君主年幼、生病或神志不清，或君主出访国外等原因而暂时代替君主行使国家领导权的人。而在商朝，则是顾命大臣认为嗣君太甲的品行不合格，需要让其闭门思过，表明君臣之间具有一定的民主平等性。

  第三，商朝的国王盘庚遇到国家大事，重视与贵族大臣和平民的协商、沟通，表明商朝尚存原始民主遗风。例如，盘庚为摆脱困境，避免自然灾害，把都城从奄迁到殷，一开始遭到了大臣和平民的反对。盘庚则把大臣们召集到朝廷进行开导、说服工作：“来吧，你们各位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开导你们。你们要克制私心，不要随遇而安。”（《盘庚上》）做完了大臣的工作，盘庚又召集民众大会，开导民众说：“现在我打算率领你们迁移，使国家安定。你们不体谅我内心的困苦，你们的心竟然都很不和顺，很想用些不正确的话来动摇我。你们自己搞得走投无路，自寻烦恼，譬如坐在船上，你们不渡过去，这将会把事情搞坏。你们诚心不合作，那就只有一起沉下去。不能协同一致，只是自己怨怒，又有什么好处呢？你们不作长久打算，不想想灾害，你们普遍安于忧患。这样下去，将会有今天而没有明天了，你们怎么能生活在这个地面上呢？”（《盘庚中》）盘庚迁都以后，定好住的地方，决定宗庙朝廷的位置，然后再次谆谆教诲众人：“啊！各位诸侯、各位官长以及全体官员，你们都要考虑考虑啊！我将要尽力考察你们惦念尊重我们民众的情况。我不会任用贪财的人，只任用经营民生的人。对于那些能养育民众并能谋求他们安居的人，我将依次敬重他们。现在我已经把我心里的好恶告诉你们了，不要有不顺从的！不要聚敛财宝，要经营民生以自立功勋！要把恩惠施给民众，永远能够与民众同心！”（《盘庚下》）一个国王为了一件事情，多次与大臣、民众协商，在后世并不多见。

  第四，商王武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，任命社会底层出身的傅说为执政大臣，此事为后世不断传扬。武丁举傅说的故事先秦时期已经非常流行，是圣王举贤不择贵贱的典范故事之一。《尚书》《国语》《墨子》《孟子》《尸子》《庄子》《楚辞》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论衡》《水经注》等许多传世典籍中多有记载。傅说从政之前，身为奴隶，在傅岩做苦役。那里是虞、虢两地交界之处，又是交通要道，因山涧的流水常常冲坏道路，奴隶们就在这里版筑护路。傅说就靠从事版筑维持生计，虽有才干，无从施展。后被武丁发现，举以为相。傅说对武丁进谏：“惟治乱在庶官。官不及私昵，惟其能；爵罔及恶德，惟其贤。”（《说命中》）意思是：治乱关键在于用人，官职不可授予亲近，当授予能者；爵位不可赐给坏人，当赐给贤人。武丁听后点头称是，傅说接着说：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”即：不是知道它艰难，而是实行它很难。

  以上数端，足以说明商朝法制史并非乏善可陈，可圈可点之处颇多，值得学界关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