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无讼、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

在中国传统观念中，诉讼就是“打官司”，俗话说得好，“一场官司三世仇”，两个人一旦打起官司来，无论最后谁赢谁输，结果都是不吉利的。所以如果发生争执和纠纷，但凡能够自行调解的，就不要去官府，不要去激化矛盾打官司，正所谓“好人不见官”。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厌讼、贱讼心理，并非为个别人所持有，也不只是在某一时期才流行，而是在数千年里长期积淀形成的一种传统心理。

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农耕文明社会。农耕生活方式主要是人与自然界打交道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并不复杂，因此规范社会关系的法制也就相对简单；农耕文明的稳定性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法律传统，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诉讼减少。

我国古代经济属于农业自然经济，受经济上小农性和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，整个社会对农业的重视是有目共睹的，而对商业和商人则是限制的。“辱”商，就是对商贾进行政治上的打击，主要方式有：直接视经商为犯罪，实行人身制裁；锢商贾不得宦为吏；从服饰方面进行侮辱。整个社会机制的农业特质使得全社会呈现出农业态势，自然对诉讼需要不旺，无讼便逐渐形成。

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，人们基于血缘、地缘和亲缘三维关系生活在一起，家庭血缘关系与等级制度结合在一起，演变成了宗法等级制度，其主要表现为政治意味非常浓厚的宗法文化。同时，宗族制度的诸多社会功能体现在经济互助、维护宗族伦理、维护族众利益和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。在这一系列制度的作用下，中国形成了独特的“家天下”“家国同构”的社会结构。

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谐，正如儒家所说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”这是对和谐的赞赏。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，儒家思想处于绝对支配地位，“贵和持中”“贵和尚中”的文化理念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之一。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学说赞美“无讼”的理想状态，并一再强调“为讼”之害，可以说是以无讼为有德，以有讼为可耻，无讼是和谐家族与社会在司法上的反映和要求。

《周易》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之一，其讼卦传中，彖云：“终凶，讼不可成也。”说的是诉讼不是件好事，能止便止，如果坚持到底，必获凶。大象云：“天与水违行，讼。君子以作事谋始。”意思是争讼双方，就像天和水一样互相对峙，所以君子做事一开始就要谨慎，避免引起争讼，以达“无讼”的目的。九二小象云：“自下讼上，患至掇也。”意思是说：如果身份卑下的人与身居高位的人争讼，那就更不好了，大祸将会马上降临。上九小象云：“以讼受服，亦不足敬也。”因争讼得到的封赏虽然表面上荣耀，但并不让人敬服。

从《周易》体现的诉讼观不难看出，儒家“贱讼”“耻讼”“息讼”的思想始终贯穿其中，讼被视为祸首、是恶行，与人争讼不可长久，决不可互不让步，相持不下。如果事情的解决需要通过诉讼的话，就比较严重了，而且无论结果怎样，都是不吉利的，就算赢了官司也没什么可值得骄傲。

据史料考证，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，是“无讼”论的奠定人和倡导者。“无讼”一词本身就源自孔子语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。”意思是我审判案件的过程和别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只不过我的目的在于让人们不去争讼。其实整个《论语·颜渊》所讲的就是孔子无讼主张的践行，“无讼”也是他为执政者定下的社会治理目标。

孔子在鲁国做大司寇时，有一对父子打官司，也不知道是案子太复杂还是什么原因，孔子连案由都没问就直接把“儿子”关起来了，但是一晃三个月过去了，“父亲”迟迟等不来对“儿子”的宣判。这时“父亲”又跑来说要撤诉，孔子二话不说又爽快地把“儿子”给释放了。鲁国卿大夫季桓子听说这件事后很不高兴，说：这个老头居然骗我，他口口声声说一定要用孝道治理国家。现在只要杀掉一个人就可以警示那些不孝之子，但他却把不孝子给放了。孔子听后感叹道：哎呀！如果君主丢了原则，臣下就把他杀了，这样能行吗？如果不去教育百姓就去判决他们的官司，这是在杀无罪的人哪。孔子还引用《尚书》上的话说：“义刑义杀，勿庸以即，予维曰未有顺事。言先教也。”大意是：即使是正当刑罚，也不要立即执行，我们只能说自己没有把事情处理好，必须先进行教育。

中国古人认为治国处事、礼仪制度、文化道德应当以“和合”为价值标准。所谓和，指的是和谐、和平、祥和；所谓合，指的是结合、融合、合作。孔子强调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既承认差异，又和合不同的事物，通过互济互补，达到统一和谐。《管子》则将和合并举，认为畜养道德，人民就和合，和合便能和谐，和谐所以团聚，和谐团聚，就不会受到伤害。秦汉以来，和合概念被普遍运用，中华和合文化得以产生、流传和发展，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亲相爱，和睦相处成为被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，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。

（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《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》，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）